71岁国家一级演员丈夫离世两年，独自在上海生活仍坚持每天演出

发布时间：2026-06-28 13:02:47  浏览量：13

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

2026年6月20日，上海武康路，梧桐影子压在老洋房墙面上。上影演员剧团的小院里头，站了71岁的吴海燕，深色套装素净，头发收拾得一丝不苟。旁边是100岁的卢燕，91岁的牛犇，还有梁波罗——这几个名字搁一块，就是一个时代断面。

吴海燕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去确认旁边的名字。不是因为她不够有名，而是她丈夫离开这件事，刚过去两年不到。那几个老演员站在一起，年龄加起来能填满将近四百年的电影史，但人群里最先被认出来的往往是她。细节是这样的：她穿了一件深色上衣，没有戴任何首饰，头发梳得整齐但并不刻意。摄影师给了她大约两秒钟的特写，表情管理得很好，既不是强撑的镇定，也不是刻意的肃穆。站在她左边的是牛犇，八十几岁了，弯腰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动作很慢，像在拆一件易碎品。右边的人是谁不记得了，只记得吴海燕站在那里，身体微微侧向镜头那一侧，嘴角有一条很轻的弧线。那不是笑容，准确说，是一种更模糊的东西。有点像一个人站在旧居门口，门开了，里面的家具都还在，只是空气变了一种味道。现场有人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过头去，那个瞬间让很多人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转过头去的动作太快了，几乎有点急切，好像那个声音里藏着什么她一直在等的信息。然而并没有下文，喊她的人只是挥了挥手，她又转回来，恢复到刚才那个姿势。整个过程不到十秒，但足够让周围的人安静下来。大银幕上正在放她丈夫年轻时候的片段，黑白画面，那时候她的丈夫还是长头发，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列宁装，站在一堆人中间，笑得特别响亮。声音是后来配上去的，有点失真，但那种笑声的质感还在。吴海燕没有看屏幕，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交叉着放在膝盖上。

吴海燕的起点是梨园。1954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跟部队和戏台都有缘分的家庭。父亲吴石坚，正军级转业干部，后来一手弄出上海京剧院，当了第一任院长。

她从小练刀马旦，那玩意儿，身上得有功底，台上翻打跌扑，一点不能含糊。

后来从戏台跳上银幕，成了女主角。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通的。

母亲汤化葵是苏南军区文工团的演员。这个家庭从上到下都泡在文艺里。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命运早早就被圈定。

五岁，她开始学唱京戏，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小小班。学了一阵子，父亲又把她送去福建省戏曲学校，一待就是六年。

她学的是刀马旦。刀马旦是京剧里最难的行当之一。功夫身段、枪花刀法，哪样都得过得去。

1965年，福建省戏曲学校出了个全国最小的中专毕业生，11岁的吴海燕。每天早上天没亮，压腿吊嗓走台步，动作不到位老师板子就落下来，没得商量。毕业后她直接留校进了省京剧团当演员，因为成绩太硬。这事搁现在就是一段都市传说，但那会儿的孩子，路都是这么趟过来的。

苦不苦，熬出来才是真功夫。时代翻篇，风往另一边刮。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扑过来。父亲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受迫害落下残疾，家被抄，人关进牛棚。十四岁的吴海燕，从高干女儿跌成黑帮子女，扔到偏远农村劳动改造。

一个从小泡在刀马旦把式里的女孩，现在去田里挥锄头。种稻、挑粪、蹲在地里拔野草，这些活计她看都没看过，全得干。

但就算在那段日子里，她也没彻底放下戏。后来，她参演的京剧《红色少年》，在华东地区文艺汇演里拿了一等奖。这个奖，是她在最难堪的处境下，拿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换来的。

1970年代初，她进了福建省军区文工团，重新回到戏曲轨道上。《龙江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这些红色剧目，她一部接一部演过去。

台上站着的时候，没人看得出这个英气逼人的演员，刚从农村劳改回来没几年。

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钱江跑到福建来挑演员，他要拍的电影叫《海霞》。

这片子是从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过来的，讲一个渔家姑娘怎么一步步成了女民兵连长。

海霞这个角色，导演要求的是野里带韧、清秀里藏劲儿的那种。

候选名单上列了好几个人，但导演总觉得差一口，不是这里不够就是那里欠点。

后来他看见了吴海燕。

这姑娘往那一站，是个刀马旦出身，眉眼之间那股英气是从武戏里练出来的，可又没有丢掉江南姑娘的秀气。

导演当场就拍了板：就是她。

但拍电影和唱京戏完全是两回事。上了台就得亮相，得扬眉瞪眼，这是戏曲演员的本能。可镜头要的是真实，是收，不是放。导演花了很长时间跟她解释这中间的差别，吴海燕慢慢才摸到电影表演的门道。1975年，《海霞》在全国公映，火得不行。那年头大家憋得太久，好不容易看到一部讲女性、讲英气、讲海风、讲少女的电影，观众一下子就被钩住了。吴海燕这三个字，从此家喻户晓。

上影一枝花，这个绰号就是那时候给人叫出来的。

1977年，她正式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那一年，她23岁。

1979年，《绿海天涯》上映。这是吴海燕调入上影厂后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她在里面演地质勘探队的大学生鲁琨，跟《海霞》里的女民兵完全不搭界。她接得住，演得稳。厂里觉得这演员有可塑性，能装进不同壳子里。

片约就像潮水一样涌来。1980年，她主演的《等到满山红叶时》上映了。她演的是农村出身的轮船三副杨英，那种水边长大的质朴劲儿，跟她身上那股刀马旦的底子绞在一起，观众看进去了。这部片子给她捞了个提名：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同年5月，《白莲花》上线，她演的是绿林里的女豪杰，横刀立马，气吞山河。拍骑马戏的时候她从马背上摔下来，额头被马蹄蹭过，缝了针，没歇几天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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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燕这人有个特点，不喊疼也不磨蹭，伤了自己处理，处理完了继续干活。1980年她拿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进生产者的牌子，那会儿进厂才三年，两个代表作，一个重要提名，一个先进称号，这速度在上影厂出道的人里头算快的。

但大伙儿聊最多的，是她没接成的那部戏。1979年导演黄祖摸带着《庐山恋》的本子找她，想让她演周筠。这片子后来成什么样谁都知道，中国电影银幕上第一次出现吻戏，票房过一个亿，庐山专门弄了个电影院常年放，最后还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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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这个戏的邀约时，她已经应了另一个剧组。导演那边打了好几个电话，说档期能调，条件可以再谈。她还是没点头。理由说白了就一个：答应出去的事，不能往回缩。信誉这东西，砸了就是砸了，捡不回来。戏嘛，大不了下一部再拍。这个选择一作，《庐山恋》就换成了张瑜去演。张瑜靠那部片子，一夜之间红得发紫。圈外人觉得她亏大了，有人说是死脑筋，也有人讲她太轴。可翻遍所有采访，从没见她吐过一个悔字。

说出去的话，是要算数的。哪怕代价是一个时代的经典。

她去拍了《等到满山红叶时》，拿到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两条路，各走各的，各有各的结局。

进入1980年代，吴海燕在影坛的位置越来越稳。

1981年，主演喜剧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这是一个和之前所有角色都不一样的类型，市井气息浓，笑料密集。

她之前演的全是大气凛然的角色，突然要演一个街头姑娘，有没有违和感？没有。观众看了笑成一片，记住了这个会耍刀马旦、也能卖大饼的演员。

同年，她还主演了《检察官》。

1983年，在电视剧《浣纱女的传说》里，她饰演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一个刀马旦出身的演员去演西施——换别人可能拧巴，但吴海燕演起来居然合适。那种训练多年的体态和气质，古装一穿，自然就有了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劲儿。

同年她在电影《还乡》里演女主角肖榛，又在《水镇丝情》里演徐妹子。一年里连着甩出三个完全不同路数的角色，没一个靠吃老本。1985年那部《特区姑娘》也是她主演，进入90年代后照样没歇着。只不过，新演员一茬茬往外冒，那个她独占鳌头的年代，就慢慢往后撤了。1997年她砸进去大量精力，主演了电视剧《千堆雪，九重恩怨》，百度百科说播出后反响不错。到了这个阶段，她早就不光满足于当演员，还开始往幕后钻，尝试编剧和导演。

吴海燕的名字，后来就慢慢从一线位置退了下来。那阵子整个影视圈的生态变了，新人涌进来的速度比夏天的雷阵雨还快，市场的记忆短得像蜻蜓点水。今天的顶流，明天可能就没人问了，资本和流量推着大家往前跑，没人有心思回头看。她那种老派的演员，靠的是作品得一个个磨出来，口碑一点点攒起来，哪扛得住这种速度。不过也好，一个能演《红灯记》的人，大概也不会在乎那些虚头巴脑的热度吧。

要讲吴海燕和章晓申的故事，得先把这个男人掰开揉碎了说清楚。

章晓申，1947年3月出生在陕西延安，祖籍江苏泰兴，比吴海燕大了七岁。

他父亲跟吴海燕的父亲吴石坚，当年在上海京剧院体系里是共过事的老同事。

两家大人之间有情分，两个孩子打小就认识，不是那种半路相逢的缘分。

1959年，12岁的章晓申考进上海市戏曲学校京二班。那会儿他跟着杨小佩、王筱芳、李吉来、张明轩这些先生学戏，后来又找了张文娟、言少朋、张少楼、谭元寿，学了余派、言派、谭派的东西。这路数搁在京剧圈，是那种规矩得不能再规矩的正统路子。他练的是文武老生。文武老生是什么？文的那部分得能唱，武的那部分得能打，嗓子得厚，身段得稳，还得有那种撑得住场面的阅历感。章晓申在这行里头，是正经的科班出身，底子打得瓷实。1966年从戏校毕业，他就直接留在戏校当了主要演员。

1978年，一个人进了上海京剧院。那地方他一待就是几十年，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里，拔都拔不出来。

1981年，他主演了现代京剧《刑场上的婚礼》，演周文雍。那届上海戏剧节，他捧了个青年演员奖。这奖算是个分水岭，往前看是刚入行，往后看是块敲门砖。

之后戏一部接一部，每一部都像往地基上扔了块石头。《谭嗣同》里他演光绪皇帝，那个皇帝窝囊是真窝囊，但他演得让人记住的不是窝囊，是光绪眼睛里那点不甘——这活儿拿了“优秀演员奖”。

《刑场上的婚礼》《卧龙吊孝》《乌盆记》《打金砖》，这几出戏他一件件啃下来，每件都有火候，不是光靠嗓子吼的那种。

1995年《沙家浜》复排，他演郭建光，那个指导员往台上一站，气场撑得住整场戏。2000年《红灯记》复排，他演李玉和，铁梅喊他“爹”的时候，台下没人出戏。

这些角色在京剧行当里是顶份量的货色，不是谁都能端起来的。他端了，而且没摔。

吴海燕和章晓申的关系，根扎在同一个地方。两家老爷子都在上海京剧院那一亩三分地里扑腾，大人之间有情分，小孩打小就脸熟。但真到一块儿，是吴海燕进了上影厂以后的事。一个演电影，一个唱老生。站的是不同的台，但对戏曲的那点念想，是把他们搓到一起的那股绳。领证那天，没张罗，没办席，就是该干嘛干嘛。这种事，算是人生里正经又私密的一截，不用亮出来给人看。

婚后的日子，外面知道的确实不多。吴海燕偶尔提过几嘴，说章晓申对她工作是真心支持，从不干涉，但每次她快走偏的时候，他总能丢出一句话把她拽回来。这种相处模式搁艺术家夫妻里头，我是没见过几对。

章晓申有件事，翻遍报道都找不到。1998年9月，他一个人去了法国南部夏朗德省的巴别塔剧团，任务是去教京剧。他从上海自费买了全套行头，蟒袍、靠旗、刀枪把子，满满当当好几箱子，自己扛过去。到了地方一看，学员全是二十出头的法国孩子，那股子劲头，跟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兔子似的，跳着学。

每天一点到晚上，章晓申在法国南部教京剧基本功。

拉山膀、云手、踢腿、蹦子、台步、鹞子翻身、圆场，这些国内戏校孩子打基础才学的东西，他耐心地一遍遍教给根本不懂汉字的年轻法国人。

他还表演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卧龙吊孝》的诸葛亮和《周瑜归天》的周瑜。

上观新闻的报道里提到过这事，说他跨越国界传播京剧艺术。

一个在上海长大、在剧院里扎了几十年的老生演员，一个人去了法国南部，用身体力行把这门艺术传给了完全陌生的人。

没有流量，没有镜头，就是做了这件事。

2024年1月20日，上海静安新业坊，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在这里录制《梨园闯关我挂帅》的春节特别节目。吴海燕和章晓申一起来了。两个人站在台上，演的是京剧《白毛女》里的《扎红头绳》——章晓申演杨白劳，吴海燕演喜儿。这出戏，他们以前唱过不止一次。台上的那种默契，是几十年一起走过来的。看着他们，不用特别懂京剧，也能感受到那种东西。

没人意识到，那次录制是这对搭档最后的同台。

2024年8月31号晚上，章晓申在上海走了，77岁，病没治好。

消息从上海京剧院传出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了，澎湃新闻转载了，时间是2024年9月6号，那天是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办的。

告别仪式搞得特别低调，好多戏迷后来才拐弯抹角打听到。

那天去送他的人，有上海京剧院的同事，有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有那些年在舞台上一起摸爬滚打的搭档。

吴海燕在那里，默默站着。

章晓申走了快两年，吴海燕还是没怎么在公开地方露面。

这倒不意外。

两个人捆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从年轻时候的戏园子，到后来各忙各的舞台，再到老了窝在上海弄堂里，那个人的味儿早就渗进家里的每寸空气里了。

人一没，那些味儿就全变了。

空缺这事，不是一句话就能咽下去的。

那段时间她几乎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

圈里有人私下提过，说她长时间窝在家里不出门，个子本来就细，那阵子更是瘦了一大圈。

但这些都只是旁人眼里的碎片，她本人一个字都没往外蹦。

吴海燕这人，就是这么个脾性。

难受了就自己扛着，犯不着满世界嚷嚷。

在讲她丈夫走之后的事之前，还是得先倒回去捋一捋她之前的路数。

很多人以为吴海燕在1990年代以后就彻底淡出了。其实没有。2010年，她在传记电视剧《国母宋庆龄》里饰演了宋庆龄。这个角色的难度，不用多说。宋庆龄是多少代中国人心里的历史形象，形体、气质、气场，方方面面的要求都极高。吴海燕接了，演了。2016年，电视剧《海棠依旧》再次上映，她又一次饰演宋庆龄。

同一个角色隔了六年再演一遍，这不是简单重复，是对过去的接续，也是对自己那套表演经验重新做一次检验。两次演宋庆龄，在演员这个行当里挺少见，说明大家觉得她那次塑造确实到位。

2019年7月，她参演话剧《日出东方》，那是个献礼项目，赶上建国七十周年。上影厂把那些还能站上舞台的老人都请来了，台下坐着的都是老面孔。

那次吴海燕也在。那时候章晓申还在，日子还没散。

章晓申走后，过了一阵子，吴海燕的手印被收进了上影演员剧团那面手印墙。

这面墙上，有秦怡，有王丹凤，有牛犇，有几代上影厂最重要的电影人留下的印记。现在，吴海燕的名字也在上面了。

这事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什么荣誉加身，更像是一次郑重的确认——你这大半辈子做的事情，都在这里留着，不会消失。

在那面墙前面站过，她应该不会只是笑着点头就走开的。

2026年6月20日，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武康路395号上影演员剧团的小院里，举行了一场"武康星光花园"启动仪式。

这是上海市推动电影街区升级的一个项目——把上影老艺术家们的手印，从剧团院子里迁到武康大楼街角的公共绿地，变成一个任何人都能走进去、都能触摸到的公共地标。

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颁给了百岁影人卢燕。

91岁的牛犇也在场。

梁波罗来了。

吴海燕也来了。

这是章晓申走后快两年，她头一回在公开场合站得这么清晰。

新浪财经的镜头扫过去，她穿深色套装，头发梳得齐整，站在那几个白发老头老太太中间。

那个小院，那些旧友，全挤在一个框里。

她没怎么张嘴。

但人杵在那儿，比说一筐话都重。

丈夫走了，戏不拍了，商业活动也不沾了。

但上影演员剧团的活动，她来。

家乡的文旅推广，她来。

戏曲普及和公益的场合，她来。

有人说她“营业”，这个词用在她身上不太准确。

营业，是为了利益而出现。

而她出现的这些场合，没有商业，没有报酬，有的只是和电影、和京剧，和这些老同事们，再多相处一会儿的机会。

吴海燕是江苏宿迁沭阳人，很小就被送到福建学戏。后来去了上海拍电影。一生辗转，最终扎根在上海。现在丈夫已经不在了。那个年代的荣光退进了历史。但她还在。71岁，能吊嗓子，走台步。在武康路的梧桐树下，老朋友们说说话。见证一些还值得见证的事情。这足够了。

一代上影一枝花的艺术坚守与晚年选择

吴海燕的成名背景，有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她不是电影科班出身，她是京剧刀马旦出身。这两件事的差距，比很多人想象的大。科班电影演员一开始学的就是镜头前的表演，讲究收敛和真实。京剧演员学的全是舞台的语言，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程式，有规矩，力道十足。这两套系统，初学的时候几乎是对冲的。

导演陈怀皑调教演员的方法很老派，具体到纠正京剧演员的条件反射。他按着张金玲的肩膀说，舞台上讲究放大，镜头前必须收拢。那会儿她刚拍《海霞》，台上是刀马旦的架式，台下是渔家女的眼神，两股劲儿拧巴着。后来谁也没想到，京剧底子变成了她的独家资产。电影里有场打戏，别的演员得靠动作指导一笔一笔教，她直接上，十二年的肌肉记忆比任何动作设计都精准。《白莲花》骑马冲刺的戏码，换个人可能得替身，她攥着缰绳就冲过去了，镜头里那股野性是身体里带着的，化妆师怎么画都画不出来。这种转换，行内叫“骨子里的”，不是学来的，是长出来的。

这是她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值得单拎出来细聊。

《庐山恋》最后落到张瑜手里，成了中国电影史绕不开的符号。那个大银幕上的第一个吻，带动票房冲到上亿；庐山有个影院，几十年死磕这一部片子。

要说当年要是吴海燕接了这角色，结局会不会变？谁也没法打包票。

但站在她自己的选择逻辑里，这事儿的核心根本不是什么“错过机遇”，而是“把答应的事做完”。

她先答应了《等到满山红叶时》的剧组。后来《庐山恋》来了。她没毁约。这不叫傻。信誉这东西，在演艺圈，比合同好用，也比合同脆弱。很多人拿它当投名状。她拿它当底线。

拍完《等到满山红叶时》，她拿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不是最好的结果。但也不是差的。

她选了她认为该做的事。然后接受所有后果。不后悔，不抱怨。这种心态，跟她后来面对丈夫去世的方式一样。没有歇斯底里。没有逢人诉苦。日子还是照常往前走。

吴海燕和章晓申的婚姻，常被贴上“相濡以沫”的标签。这话不算错，但总觉得差点火候。

他们的结合，不仅关乎感情，更像两条艺术血脉的交汇。

吴海燕的父亲，是上海京剧院的奠基人之一。章晓申呢，十二岁就扎进上海市戏曲学校，后来成了上海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

两家父辈，都在同一套系统里打磨过。

两个从梨园世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就这么走进了同一段婚姻。

2024年1月，北京某次央视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后台，大概没人会特意去记一个年过六十的女演员化妆时用的粉饼牌子。吴海燕那天穿了件暗红色的对襟褂子，和章晓申站在聚光灯下合唱《扎红头绳》。台上的走位是不用商量的，他往左半步，她就往右让出空间，像钥匙转进锁芯那样自然。这种东西没法排，是时间自己磨出来的。

丈夫走了将近两年，她又冒出来了。不是为了营业，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维持什么人设。上影演员剧团打了一个电话，说有活动需要她，她就来了。

武康路上的那个小院，她来过很多回了。1977年她调进上影厂，那之后半个多世纪，这条路她走过多少遍，她自己都不去算。

院子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一辈的渐渐走了，新一代还没长成。但这个地方还在，这门艺术还在。

秦怡在那面手印墙上，王丹凤在，牛犇在。现在她也在了。

这件事，跟荣誉没有直接关系，跟遗忘也没有关系。更像是一种归属，你花了一辈子做的事情，在这里留下了记号，不管今后还有多少人认识你，这个印子在那里。

吴海燕是个不愿意多说话的人。她的选择，她的坚持，她对承诺的态度，她对丈夫的那份安静的爱，这些东西她几乎从来不拿出来说。

但她做出来了，做了一辈子。

那个2026年6月的下午，武康路395号的院子里，71岁的她站在那里，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她肩上，旁边是百岁的卢燕、91岁的牛犇。

她丈夫走后，她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没哭，没诉苦，就站在那，跟老伙计们一块儿看看还有啥值得看的。够了。

用不着嚎啕大哭，用不着抱着谁的肩膀说个没完。有些人觉得非得那样才算悲伤。那不对。悲伤这东西，有时候就是安静得让人不敢喘气。她站在那，脸上干干净净的，像块刚擦过的玻璃。玻璃后面有什么，你看得见，但摸不着。

老朋友们也没劝，没拍她肩膀说“节哀”。他们就是围着她，像往常一样扯些闲篇，聊点不着调的事。气氛反而活络起来，笑声偶尔炸一下，像干透的柴火在炉子里噼啪响。她就跟着笑，笑得很轻，像怕吵醒谁似的。

这种场合下，最怕的是那种刻意的悲悯。谁要是凑过来，压低嗓子问“你还好吧”，那才真要命。她没有遭遇这个。大家都很默契，把悲伤揣在口袋里，谁也不掏出来晾。挺好。

有时候我在想，人面对死亡，最体面的方式不是哭天抢地，而是继续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社交社交，该笑就笑。别把逝者供成一座神像，那太累了。他走了就是走了，留下的人还得呼吸。她懂这个道理。所以她就那么站着，看着眼前的热闹，眼里没有水汽，嘴角还有点弧度。

镜头扫过去的时候，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几秒。没有刻意绷着的坚强，也没有放任的垮塌。就是一张普通的脸，表情淡淡的，像在等公交车。这种状态，比任何痛哭都更让人心里一紧。因为你知道，那平静下面是多大的力气在撑着。

够了。真的够了。她不需要再做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深情。深情不是表演项目。她就是站那，已经说明了一切。剩下的事，交给时间。时间这东西很不讲理，但也很公平，它总会把人心里那些尖锐的棱角磨圆，磨到最后，留下点温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