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做的那场中国哑剧首场演出

发布时间：2026-07-28 18:11:28  浏览量：12

我从小就特别爱看卓别林的无声电影。他的表演，不用一言一语，单单通过形体和表情就能让人笑、让人流泪，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大幕，文化艺术领域也随之迎来了开放，国外一批哑剧大师先后来中国演出，包括奥地利的莫尔肖、法国的马尔索、捷克斯洛伐克的拉吉斯拉夫·菲亚尔卡。我一场不落地去看，坐在台下，我这个哑剧爱好者兴奋得手心都在冒汗。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喜欢在单位的各种晚会上表演些独角戏、小节目，算是“自娱自乐”。既然在话剧的大舞台上，我当不了“面子”，那我就另辟蹊径。于是，在1983年，我下了一个决心，要搞一台自己的哑剧晚会。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我在剧院虽然已工作了27年，但仍然谈不上拥有一丝一毫的主动权。当我提出想搞哑剧晚会的时候，困难重重，领导也不直说不通过，只说“再努一把力”，“再加工一下”。

我已经看懂了，我必须是“第一份”，才能站得住，所以第一台哑剧晚会至关重要。但是，我这个人容易动摇，有心争第一，但是很不坚定，容易自我怀疑。这时候，我爱人鼓励我要敢闯第一，一定要拿下！她说，如果我拿不到第一，我就没什么话语权，别人怎么糟践我，我都没法分辩；拿到了第一，我什么也不用说，事实就摆在那里。在这一点上，她比我坚强。要知道，她还是一位母亲，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她却不甘为中游，要力争上游。

我爱人有个同事叫陈小云，是廖沫沙的女儿。她们一起帮我分析清楚了单位里的形势，还趁领导出差的时候，抓住社会福利院来联系的机会，以慰问演出的名义，让我的哑剧晚会在北京钱粮胡同里的一个小剧场成功上演。《文汇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及时报道，“认证”我完成了中国哑剧的第一场演出。这是1983年8月，彼时我已经50岁了。

说起来，年轻的观众可能并不了解哑剧，但哑剧其实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剧种，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大家熟悉的芭蕾舞，就是在哑剧的基础上衍生发展，于路易十四时期进入法国宫廷后形成的。

我之所以搞起哑剧来，当然是因为我热爱这一以表演为主的艺术。它可以集编、导、演于一身，这对于一个在剧院里“郁郁不得志”、有劲儿没处使的演员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创造上的主动性。

但是，它又确实有一个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那几年，从外国哑剧团的访华演出中，我感受到这种沉默的表演艺术是很有魅力的，其高超的技巧使观众赞赏不已。然而，长时间的沉默表演又确实会让中国观众不太习惯。我们的文化是热闹的，是“有声”的，观众在剧场里长时间不许出声，会容易感到拘束和沉闷，甚至都不便笑出声来。

更何况，其中表现的外国生活如在咖啡馆，或某些抽象内容，我们的观众看得也不是全明白，始终隔着一层。

鉴于此，我决定，我要搞的哑剧，必须是“中国”的，我要直接用哑剧的形式表现中国的现实生活。

1983年，我做的那场中国哑剧首场演出，11个节目全部由我主演。那里的孤寡老人、残疾儿童是第一批观众。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不说话的戏”。

结果，我们所追求的雅俗共赏和老少咸宜，在这些观众中得到了证实。初步反应是良好的，他们看得很高兴，说都看懂了，很喜欢。这份质朴的反馈，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此外，和外国哑剧相比，我也在很多流程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民族化”的创新。

比如第一步，报幕。外国哑剧要么不报幕，要么很简单。我则参照中国戏曲里“跳加官”使用的立轴，将它改为条幅，或横或竖，用毛笔书写剧名，由一名女演员在动势中展开并配合钢琴声进行报幕。这既有形式感，也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在“沉默”开始前，先给观众一个明确的“引导”。

过去看京剧时，我对舞台上“一桌二椅”的多种用途印象极深。它除了当座椅外，还可以是店家、酒楼的标志，监牢或寒窑的门洞，以至点将台、山岗等等。受此启发，我20世纪50年代起在各种晚会上独角表演时，就曾用椅子代作钢琴等物。因此，在哑剧的道具运用上，我决定继承这个传统，仍然只用椅子。在不同的节目里，椅子被比作电话间、淋浴设备、床、马车等，甚至连我跳“芭蕾舞”时的伴舞演员也都由椅子“担任”。在演出实践中，观众对这些处理是接受的，他们都能看得懂，不但看得懂，而且还获得了非常好的演出效果。

除此之外，在《上班》这个节目里，角色要“赶路”。我没有只是在原地踏步，而是运用了戏曲“跑圆场”的方式进行空间转换。其中的上楼、下楼也都汲取了传统戏曲里的身段，对表现那种紧张、忙乱的节奏很有效果。

但是，光有这些“术”还不够，最重要的，首先是应当在美学观念上探求哑剧的民族化。然后才能在一种明确的美学观念的指导下，使各种艺术处理都有依据，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

这就牵涉到我自己对哑剧的认识和追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哑剧戏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