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央媒警示顶风而行，明星扎堆开唱，演唱会何以沦为敛财工具

发布时间：2026-09-23 13:34:00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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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熊吉]

202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锐评”发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文章说得很直白：流量热度是有时效的，没有硬实力托底的艺人，迟早会被市场反噬。

文章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来矛头对准的是当时正在筹备全国巡演的主持人谢娜。谢娜的演唱会筹备了一个月，审批手续齐全，但网友举报持续不断，主办方最后宣布取消，全额退票。

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会给娱乐圈的跨界演唱会热潮画上句号。三个月过去了，热度不但没降，反而越演越烈。

目前官宣或筹备演唱会的跨界艺人已经超过15位，涵盖白鹿、赵露思、王鹤棣、丁禹兮、罗云熙、虞书欣、张新成、侯明昊等影视演员，连相声演员岳云鹏也入了局。

央媒的警告声犹在耳畔，演唱会赛道却挤进了更多的人。

大批演员跨界开唱，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对音乐产生了热情，背后是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剧烈降温。

2026年一季度，横店真人短剧开机量断崖式暴跌75%，摄影棚空置率逼近80%。头部演员片酬缩水约四成，中腰部艺人酬劳砍半。

AI短剧的冲击更为猛烈，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12.8万部，AI制作占比高达95%，成本仅为真人团队的十分之一。

当片场无工可开时，舞台就成了新的出路。比起动辄数月甚至数年周期的影视项目，演唱会的筹备周期更短、预售即回款、不拖尾款。

一场万人规模演唱会，艺人分账比例甚至可达42%至47%。

拍戏是长周期、高风险、慢回报，开演唱会是短周期、低风险、快回款。演员扎堆开演唱会，不是他们“不务正业”，是他们原来的正业养不活自己了。

2019年，国内演唱会票房收入为42.59亿元。到了2026年一季度，全国大型演唱会票房收入达到41.07亿元，接近2019年全年水平。

2023至2025年，演唱会票房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42.3%。

一个年增速超过40%的市场，天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试错空间。当蛋糕足够大时，市场愿意接纳更多样化的供给者，哪怕他们不是专业歌手。

但市场规模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消费逻辑本身。

传统唱片业时代，演唱会是“作品经济”。歌手先发专辑、积累作品、建立影响力，然后通过巡演把作品转化为票房。没有作品，就没有资格开演唱会。

但现在，演唱会正在从“作品经济”转向“关系经济”。粉丝买票看的，不一定是唱功，是“我喜欢的这个人”。

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演员不需要有传唱金曲，不需要有专辑储备，甚至不需要唱得有多好。他只需要有足够大的粉丝基础，就能让万人场馆坐满。

白鹿出道十周年音乐会，门票一秒售罄，大麦想看人数超41.4万；赵露思曼谷1.2万人场馆门票38秒售罄；王鹤棣澳门演唱会3.2万张门票3分钟卖完；谢娜北京场想看人数超5.5万，开票即售罄。

这些数字放在职业歌手圈里也毫不逊色。问题在于，这些艺人中有不少人没有发行过完整个人专辑，也没有传唱度出圈的原创金曲。

粉丝愿意花钱支持自己喜欢的艺人，这本身是个人消费选择。但商业演出一旦公开售票，就该守住对应的专业底线。

把蔡依林长沙站的公开数据摊开来看，会清楚很多。

这场演唱会两场总票房约7416万元。票务平台拿走约151万元服务费，占比2.04%。落地主办方分得约1800万元，占比24.3%。经纪公司分得约5466万元票房分成，占比73.7%。

这个分配比例揭示了一个事实：演唱会产业链上，经纪公司才是最大的赢家。

蔡依林个人的劳务报酬只有200万元，扣完45%的个税后到手仅90万元，而她的经纪公司却分走了5466万票房。

主办方评估项目时，优先看艺人的粉丝体量，看门票能不能快速售罄，很少去深究艺人的演唱功底和曲目储备。

这种逻辑下，优质大型场馆的档期被跨界艺人背靠经纪公司的流量与资本轻松拿下，而常年深耕音乐创作的音乐人，想要租到合适场馆反而处处碰壁。

记者调查发现，黄牛现在主要用三种方式卖票。

“代拍”，是通过人海战术或软件在官方平台替消费者抢原价票，收取代拍费。“录信息”，是通过内部渠道将消费者身份信息录入演唱会票务后台。

“邀请函”，是拿到带有二维码的票后，在开场前三五天实现身份信息“秒录”。原价1380元的看台票，报价7300元。原价317元的看台票，在有些平台上最高要1317元。

有资深黄牛透露，主办方掌握的非可售票源会溢价流向黄牛市场。这意味着，部分主办方本身就是黄牛链条的上游。

黑猫投诉平台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娱乐票务类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等线下演出项目占比77.18%。近八成投诉内容提及不予退款或退款困难，占比高达78.95%。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演唱会相关投诉中涉及退票诉求的比例超过90%。

好在改变正在发生。广东省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及规则，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但推行梯次退票制度不能止于一省之域，需要各地加快跟进。

有报道指出，部分国外和港台艺人单场出场费飙升至数千万元。

部分团队以“居间服务费”“咨询服务费”等名义向承接企业额外收费，更有甚者强制出资企业与指定第三方公司签约，由第三方公司额外收取每场300万元的“执行费”。

文旅补贴属于事后申领范畴，承接企业为覆盖前期垫付的天价出场费及各类额外费用，最终会将补贴资金用于填补成本缺口，本质上还是用公共补贴为艺人的高额收益买单。

北京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海口实行阶梯式奖励。这些政策红利本应惠及广大演艺从业者与民众，但执行过程中被异化为套利工具的风险，始终存在。

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为1:6.85，直接带动超过2200亿元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消费。

一个城市的文旅收入，越来越依赖演唱会的拉动。所以地方政府愿意给补贴，愿意开绿灯，愿意为演唱会让路。

但当补贴的钱来自公共财政，当门票的价格被黄牛推到原价的五倍，当观众花了上千块钱进场却只收获一场包装奢华的粉丝见面会，这笔账里，真正买单的是普通消费者。

你抢不到票，是因为主办方把非可售票源分流给了黄牛。你花高价买了票，是因为票价档位设置从一开始就不透明。

你进场之后发现货不对板，是因为主办方评估项目时优先看的是艺人的粉丝体量，不是舞台质量。你想退票，是因为规则里写明了“不退款”。

这不是某一方的问题，是整条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

最后

央媒在6月发出评论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流量祛魅”。意思是，流量终将褪去光环，只有真本事才能长久。

三个月过去，跨界开唱的热潮没有降温。不是艺人不听劝，是市场在推着他们往前走。

影视寒冬让片场无工可开，演唱会市场又在以每年超过40%的速度膨胀。一边是没戏拍，一边是万人场馆等着坐满，换谁都会选择后者。

问题不在于艺人跨界。

问题在于，当演唱会从“作品经济”变成“关系经济”，当主办方只看粉丝体量不看专业能力，当补贴资金可以绕道流向艺人团队，这个行业的底层逻辑已经跟“音乐”没有太大关系了。

它是造富机器，是影视寒冬下的临时出口，是地方文旅的引流工具，是资本和流量博弈的棋盘。唯独不再是那个需要先有好作品才能站上去的舞台。

个人观点

明星扎堆开演唱会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他们唱得好不好”，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影视行业降温，横店开机量暴跌超七成，过半演员面临无戏可拍。演唱会市场却在以每年超过40%的速度膨胀，一场万人演出艺人分账能到四成以上。

一边是没活干，一边是来钱快，商业逻辑上这个选择不需要犹豫。

但问题在于，当所有人都涌向同一个赛道的时候，这个赛道的质量底线就开始往下掉。

没有作品没关系，有粉丝就行。唱功不够没关系，灯光舞美来凑。曲目不够翻唱来补，气氛不够嘉宾来撑。最后观众花了一千块钱，看了一场两个小时的粉丝见面会。

央媒6月发出评论的时候，说的其实是一句很朴素的道理：流量会过期，真本事不会。但这句话在一个年增速超过40%的市场面前，显得有点无力。

当一个行业的底层逻辑从“先有作品再开演唱会”变成了“先有粉丝就能开演唱会”，作品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这不是艺人的错，也不全是主办方的错。是整个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选项。

艺人选择快速变现，主办方选择最稳妥的票房保障，地方政府选择最能拉动消费的引流工具。每个人都有合理的理由，但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越来越拥挤的赛道，和越来越不值票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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